或许是久侍御前的缘故，张居正面对皇上和内阁辅弼重臣也是面无惧色，侃侃而谈，将茶马贸易的由来、沿革说得一清二楚，又言简意赅，其他阁老倒也罢了，连任职户部多年、精通财政之务的马宪成也频频点头，忍不住插话说：“正因茶政如此重要，非但关乎国朝财用之丰，更关乎军政边务之强，实为内充军实、外驭诸番的军国要务、西鄙重事，国朝才一直厉行私茶之禁，犯者治以重律，货物入官。但近些年来，茶禁废弛，私茶大盛，商旅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，权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图利，四川巡按卢孟良曾稍一盘诘即得十数万，平日更可知之。因茶政由户部兼管，户部闻知此事，才有禁茶之请。”

“户部所提奏议确系关乎国朝财用及军务的大事，不过，朕还是觉得尚有可再商榷之处。”朱厚?说：“张居正，朕还让你查了历代先帝实录及皇史晟档案，找出风宪言官或地方官员论川陕茶课之弊、茶农之苦的奏疏以及朝廷开商茶之端，也择其要点说来给各位阁老听。”

原来，唐宋以降，对茶叶这种“不可一日以无”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了严格的垄断经营和茶禁政策：唐朝时规定，凡贩卖私茶三次，每次满300斤，即处死刑，长途贩运不论多少，一律处死；宋朝更严申茶禁，视私自贩运的茶商为“茶寇”，派出军队巡缉、镇压。明朝虽也实行国家专营榷卖，却有所放宽，在东南皆无榷法，商人请引纳税即可运销，不拘地方。但为了维持茶马互市，独于四川、陕陕两省实行了严格的茶禁。

川陕两省地处西北边陲，又是传统的产茶区，自洪武初年起，就在两省征收很重的茶课，如四川和陕西汉中府实行“每十株官取其一，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”的茶课；官田茶园则由军士或民众承种，“以十分为率，官取其八”，比种粮食的课赋重了两倍有余，两省茶农苦不堪言。

为了获取与藏族易马的茶叶，朝廷对茶户横征茶课，将大量茶叶贮藏于茶马司的仓库之中。可是，宣德以后，官营茶马互市衰落，造成了大批茶叶壅积，于是明朝政府不得不将大批“积茶折官俸”，“支销其不堪换马茶叶，具奏覆验烧毁”。

当茶叶在官仓中悄悄地霉烂变质之时，茶叶生产也出现了萧条的景象。在封建经济剥削之下，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展，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，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，导致茶园荒芜，茶枝枯朽，茶户濒临破产甚至死亡。如四川江安县茶户所说：“旧有茶八万余株，年深枯朽，户丁亦多死亡。今存者皆给役于官，无力培植，积欠茶课责征日急，乞赐减免，并除杂役，专办茶课。”又如陕西汉中府茶户，由于茶课负担沉重，“昼夜治茶不休，男废耕，女废织，而莫之能办也”。

另外，明朝政府又禁止民间蓄茶，“所蓄不得过一月用，多皆官卖。茶户私鬻者，籍其园入官。”，这种“民有余茶，官买之”的茶叶统购统销制度，也给茶户带来了极大的灾难：“山人治茶，犹农之治菽粟。勤力经理，俯仰所资。今商茶之外，严禁私卖，又以茶多阻滞，商人不得多中，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，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?！”

听张居正摆出这些史料，马宪成脸上的颜色当即就变了，从嘉靖二十二年朝廷推行新政起，他身为户部尚书，秉承圣谕厉行财税改革，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财政收入，解决多年来入不敷出的拮据局面，其间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克服了多大的阻力，又经受了官场士林多少非议诘难？皇上突然这么说，莫非是要改弦更辙了吗？

负气之下，他也顾不得御前礼仪，又忍不住插话说：“皇上奋万世之雄心，一力推行嘉靖新政，便是为了缓解国朝财政危局，并有‘开源节流，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’之圣谕，臣至今言犹在耳。论及开源，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便是其中一大要务。以西、河、甘三司而论，洪武、永乐年间每年茶税可得六十万两之多；宣德以来，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，至成化、弘治年间，三司每年收项只有二十余万两，且有逐年递减之趋势，臣掌户部，为国家整饬财政，广开财源计，不得不奏请皇上重申茶禁之法。”

朱厚?见他话语之中已带有强烈的不满，也不高兴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如何厉行茶禁？是把那些贩茶的商人全部处死，还是将那些私自将茶卖给商贩的茶农流五千里外充军？”

马宪成说：“回皇上，按我《大明律》，凡私茶出境，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，犯人与把关头目皆凌迟处死，全家流五千里充军，货物入关。太祖高皇帝时，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两万斤被赐死，连马皇上都不敢求情。”</dd>